文化杂谈

古人与海(下)

来源:中国水利报 第六版  2018-10-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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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岸边的日出景色(詹姆斯 摄)  


上篇说到春秋战国时期,人与海产生了精神想象的关系,本篇再来看看古人与海之间的实用联系。

实用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开发利用海中的渔业、盐业资源,从海水中获得物质财富。有条件做这事的,当然是临海的地区,战国时期的燕国和齐国首开其端。文献记载,管仲为齐相时重视“渔盐之利”,促进了齐国的富强。获利的同时,《管子》还强调:“江海虽广,池泽虽博,鱼鳖虽多,网罟必有正,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。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,不能搞“灭绝性捕捞”“一网打尽”,由此可以看出古人永续发展的生态观念。

西汉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里写道,齐、楚两国的外交使者在炫耀“国之财富”时,楚国人夸耀本国的湖泊大泽,齐国人则反唇相讥,极言自己海域辽阔,要在气势上压倒楚国,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,海已经成为“国之财富”的重要部分。《战国策》记载,齐宣王听信纵横家的游说,要与西部的秦国结好,“献渔盐之地三百于秦”。今天已经不能确切知道,所献的“渔盐之地”位于何处,面积多大,但当时作为一份献礼无疑是可观的。古籍称,齐国沿海百姓擅有渔盐之利,“驾方舟而入东海,习与波涛为伍”。沿海的齐国人,生命活动的场所,已经由陆地、山川拓展到了波涛起伏的大海之上。

除了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之外,“靠海吃海”一直是沿海民众历代沿袭的生活方式。“吃海”,自然形成了对大海的敬畏和爱护,如同敬畏河神一样,古人希望世世代代都能得到大海的恩赐和佑护。

与海发生实用联系的第二个方面是重视大海的军事防御作用。据《战国策·齐策》所记,当时的一位“国际名嘴”纵横家苏秦先生,在合纵连横的游说中,多次对齐王说道:“齐南有太(泰)山,东有琅邪,西有清河,北有渤海,此所谓四塞之国也。”这不是恭维而是实情,齐国北面的大海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国防线,保障了齐国固若金汤。当时的战略家们都已看到了大海对于国防的重要价值。

并不落后的海洋交通

海洋交通,中国古代并不落后。古籍记载,战国之际,在齐国的威王、宣王和燕国的昭王时期,已多次派人到海中寻求三神山。那时还在公元前4世纪,中华民族就没有把大海看做“陆地的天限”,而是迈开了海外探险的步伐,这不就是黑格尔所说的“超越土地限制、渡过大海”的实际行动吗?徐福受秦始皇派遣,入海求不死之药,不仅次数多,且规模宏大,队伍达数千人。这事不仅见于神话传说、稗官野史,也写在了正史里,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都有记载,《史记》中有十余处言及此事。要说航海的目的,“求仙”固然荒诞不经,但在行动上却是重视了海的交通功能,将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力场域由陆地扩展到海外世界,也是中国人航海最早的文字记载。刘邦建立汉朝后,原来的齐国志士田横不愿与之合作,带领五百壮士,把脚步从陆地向外延伸到海中,渡海到荒岛上落脚谋生(著名画家徐悲鸿曾据此题材创作大型绘画《田横五百士》)。

汉代以后,由山东沿海、苏北海州(今连云港)一带开辟了多条海上航线通往朝鲜、日本。三国时期,大批沿海民众渡海到台湾、琉球开发、定居。隋唐之后,以海为交通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更加繁荣。唐代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传播佛教,屡经坎坷磨难,其间又双目失明,然始终不改志向,历尽艰辛终获成功,对中日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这种积极渡过大海的勇敢之行,在中国的文化交流史、航海史上都是辉煌的篇章。著名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,起始于西汉,隋唐时期走向繁荣,宋元时期发展到鼎盛。即使到了今天,单看泉州留存下来的建筑、文物、风俗,就可以想象当年东方大港的繁荣兴盛,其中回响着绵延不绝的大海波涛声。明代郑和首次下西洋是在1405年,航程之远,规模之大,不仅超越本国以往历史,也比哥伦布首次远航探险早了半个多世纪,比西方航海家麦哲伦早了一个多世纪。只是因为后来的海禁政策,海上交通大大萎缩,才落后于迅速发展的国际形势。

陆权强国的海洋发展

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,海岸线漫长,东部、南部很多省(市)临海。历史发展过程中,海对沿海地域的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生活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。某一年,福建省高考文科综合历史卷有一道单项选择题:

古代有“闽人以海为田”之说,这种说法突出反映了福建人( )。

A.临海而居的居住方式

B.围海造田的生产方式

C.靠海谋生的生存方式

D.四海为家的生活方式

正确答案,有人以为是C,其实应当是D。

题目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,专家们用大量史料证明,沿海民众不仅从海中获得生活资料,而且由海出航,走向世界,四海为家。海孕育了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,又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物质财富,更重要的是,大海拓宽了人们走向世界的眼光、心胸,激励他们去勇敢追求,这在隋唐之后是逐渐得到认可的。明清时代确实有过海禁政策,明代规定“片板不许入海”,清代的“迁海令”,强迫沿海居民从海岸后退30~50公里,生硬隔断人与大海的联系,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但海禁的前提恰恰是统治者知道海洋能够连通世界,只是害怕引发内乱而蓄意关起海上大门。明太祖朱元璋就明白地说:“朕以海道可通外邦……苟不禁戒,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,故禁其往来。”(这里也含有以海为国防的意味,但做法是消极的)即便如此,也没有完全切断中国与海外的联系。

鸦片战争之后,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普遍增强,特别是近代以来,东南沿海地区民众出海闯荡世界的比例普遍高于内陆,世界各地老一辈的华侨华人,以原籍东南沿海的为多。再如,论及天津文化时,总会说到“三水汇流”,一是海河,一是京杭运河,一是大海。在这里交汇融合的,从物质上看,是淡水与海水,从文化上看,是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,由此而形成天津文化的独特风貌。如果说南北文化的交汇是随海河与大运河流淌而来,那么,天津文化的“洋气”就是拜大海所赐。

概而言之,中国古人与海,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的“不发生积极的关系”,而是积极主动地发生了多方面的关系:寄托了精神的向往,从中获得了物质财富,又是国防重地、文化载体,更是连接四海、走向世界的通途。黑格尔断言中华民族完全与大海无缘,这不能不说,深刻的西方哲学家对东方民族的历史细节还是比较隔膜的。

就像已有的水文化遗产之中“淡水”多于“咸水”一样,以往水文化研究者对于海水文化的关注,也比淡水文化要少。但近来已经有了可喜的现象。如,浙江的水文化研究者,近年来注重探究海浸对浙东江河文明发展的影响,关注沿海地区的水神,重视近海地区“海塘型”水利社会,研究海潮诗文,注意到了河流文化与海水文化的交汇和相互影响,拓宽了学术视野,刷新了研究成果。2017年出版的《山东水文化》一书,研究范围分为黄河之蕴、运河之韵、沂泗诸河之润、泉水之凉、海水之魂,从大处抓住了山东这个沿海省份的水文化特点。这些都是值得点赞的。(尉天骄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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